冯景林先生竟匆匆地走了，七十八岁的高龄，说来也要算高寿，但犹如一场大戏，到了结尾部分，正在进入最后的高潮，却又嘎然而止；一首大歌，正在飚高音，竟是弦断于突然，让人接受不了。　　

在他离去的两天前，和他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话题天马行空：三月三、六月六、荷花节，文化产业、多彩贵州，他并告诉我他的书出了，给我写好了名字的，哪天开会时给我带来。临了时对我说，别老是窝在电脑前，多活动一下。在关于身体问题上，我只有听他的，于是诺诺连声，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通话了。　　

和冯老师相识于1986年，我到歌舞团，他从州歌舞团到州文化局，知道他曾经在省黔剧团呆过，是从安龙文琴剧团去的。那是1958年，全国文艺也搞大跃进，一省要有一个地方剧种，贵州在文琴剧的基础上创立黔剧，于是安龙文琴剧团成了基本班底。后来是精简下放，再后来是文革，文革中冯老师境况比较惨，挨过斗，据他说曾经沦落到赶乡场为人家代写书信和对联等的地步，那可正是他拖家带口最负重的时期。他不太喜欢多谈过去，感觉到冯老师的品性尤如一片宁静的海湾，即令有过波涛汹涌、也终于归于平静，一如佛家所言：有容乃大。　　

退休后的冯老师依然忙忙碌碌，多彩贵州、布依学会、节庆活动，几乎有涉民族文化和文艺活动的场合都能见到他。和他一起参与《晴隆阿妹戚托》的打造，每一个轮次的比赛前都因为比赛的排兵布阵会有深入的讨论甚至争论，但他对新鲜事物，比如一些新潮的审美理念和接受美学的东西都能接受，而他的奇拳怪招的主意，也能在同伙中得到公认。和他有过多次的合作，每次合作留下的都是愉快的回忆，比如祭水放生、鲁布格火把节、晴隆几台晚会等。和他合作很省心，一致对外，不会有相互之间的猜忌与防范，他也从不在合作者中动小心眼，属于为人坦坦荡荡的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去年和他合作为下五屯搞一个傩戏小品，正值机构改变和人员调整的当口，开了头人家就忙了起来，他提议我们不再要对方接送了，自己搭公交车下去，于是每天早上他总是按时出现在排练场上，直到把戏排完。　　

朋友间曾经有过戏言：三个安龙人把安龙的八音搞到兴义了（兴义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认为巴结是八音的重要发祥地和传承地），前年他为安龙排练一台包括八音在内的民族歌舞，谈起此事，他说，不管哪点搞民族民间的东西，他都会全力支持，自己是安龙人，这次也算还了一回愿了。　　

      文人之间，相轻相忌似乎是一种通病，因为文人自己没有祖传秘方或是奇货可居的绝招，你会的人家都会，那方块字从发蒙学到现在。文人靠的是对自己的自信，这自信一不注意便成了自傲，而冯老师对同行却是出自内心的谦虚和尊重，这是装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多了文人间的当面恭维背后贬损。在这人心与人心之间渐次疏远，在虚应故事和言不由衷充斥人际空间的当下，我和景林先生都属于不肯委曲自己的内心而去奉迎别人和拍马溜须的人。　　

和景林先生的交往很平淡，既没有推杯换盅的豪放，也没有你哥我弟的热情，但我们的心却能走到一起，对事情的看法经常能够一致，这是我们几十年交情不断的基础，合着一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得到消息的当晚，夜不能寐，以他对事业的认真和做人的本真，撰成挽联一幅，文为：" 人生小世界一路坎坷炼戏胆,社会大舞台几番风雨铸人魂。”在他匆匆离去的时候，我对他的逝去感到悲戚和惋惜，他本当活到八九十岁以上的。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