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龙县城小西门一带，大人小孩都这么叫他，他总是满脸堆笑地答应，“哎一”遇着可爱的小孩喊他时，他还会亲切地在“哎”之后加一句“幺儿乖”，让这小孩和家长高兴得不得了。

我认识彭师是1949年年底，我家从周家巷搬到马家坝之后，我交了一位比我长两岁的好朋友叫刘先华。他父亲刘子清老人在小西门开了一间烟酒店，酒是土陶罐装的小作坊土法酿制的苞谷酒和糯米酒，一两二两，半斤一斤任你买，也可以坐在他家简陋的柜台前喝寡酒（文人叫小酌）。烟是土制烟丝，俗称水烟，因为专用于吃水烟筒（安龙人把抽烟叫吃烟）和水烟袋，故称水烟，也是一两二两，半斤一斤地用棉纸包着卖，专供贫民布依者过烟瘾。烟丝上乘、色泽金黄的叫“美烟”，价格贵得多，是供应富裕者的。只有条件宽裕的人才吃（也说咂）纸烟，即香烟（也叫烟卷）。刘先华家的水烟是自产自销，还兼小量批发。他家住在小西门内街边一楼一底的小木楼内，面对城门。不知从何时起，小西门城楼上的楼房成了他家的水烟榨房，彭师就在此间施展他的榨烟才技。我家住在城墙脚下，儿时没什么玩的，从我家出来，大约走上50来步就可登上城楼看彭师干活。当时在我眼里，彭师整个榨烟过程就是一次精彩的艺术表演，我和邻近的几个伙伴每次都看得流连忘返。记得彭师头包一条青布帕子，身穿土布对襟衣，脚穿草鞋，冬天才换成白布袜子套青布鞋。干活时解下帕子，脱掉上衣，上身全裸，露出他那坚挺的胸肌和圆鼓鼓的臂膀。只见他将一堆堆加了菜油和香料的烟叶抱进榨仓，熟练地摆弄着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木楔子，然后抡起八磅铁锤，挥动有力的双臂，“嗨！嗨！嗨！”的几声吼，零散的烟叶便挤成了“饼”，再“嗨”几声，“饼”里就挤出了油，这就标志烟叶已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板板扎扎的烟块了。然后，他按相反顺序，一一取出楔子，转眼间四四方方的一个烟叶饼子就架到一个“卡子”上了。最好看的时刻是彭师“刨烟丝”。不过，干完这加榨的重活后，已经汗流浃背的彭师会坐下来，用小纸条卷上一支喇叭烟卷，打亮火镰，将火草引燃，又将火草点燃“喇叭”，美滋滋地“吃”上几口，一身劳累随着浓浓的烟雾从口中和两个鼻孔中释放出来，呷上几口苦丁茶，再哼上几句小曲。我记得他常唱的有这么几句：“青山高呀那个流水长，太阳落山鸟在唱，想起我的爹和娘，叫我赶快回家乡……”这小曲充分流露出他的思乡之情，这小曲也并非安龙山歌，也不像我记得的川戏或者京戏。后来我读初中接触到《黄杨扁担》《浏阳河》《打钢锣补锅》等湖南民歌之后，才知道彭师唱的是湖南调子。

茶够烟足之后，彭师双手握起锋利的推刨，拉开骑马裆，“哗﹣哗晔﹣”地在烟饼上推动，只见一片片薄薄的烟块落到簸箕里。待烟块积满簸箕后，彭师放下推刨，蹲在簸箕前，双手抓起烟片七搓八抖，便将一片片烟块魔术般地变成长长的软软的烟丝。全此，一道从烟叶变烟丝的工艺结束，等于一场武艺表演落下帷幕。这下，彭师会关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几个砑子该费（回）家啦，下费（回）再来瞧，好不好啊？”我等也便与彭师分手，扁担开花，各回各家。

据刘先华的父亲刘幺耶说，安龙全城有二家水烟榨房，彭师的技术最好，他加工的烟丝细润，味道爽口。为此，刘氏水烟最好卖。我问刘幺耶你教他的榨烟技术吗？”“哪里哦，是他从小在老家湖南学的。”是刘幺耶的介绍，我才真正搞清了彭师的籍贯：湖南省浏阳县淳口乡。

一晃到了1955年，我已上初二，我的好友刘先华已在兴义一中读高二，这一年的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很快，十大元帅的彩色照便挂在书店、礼堂、会议室和一些店堂里，成为人们关注的一条热线新闻。一个冬夜，我和刘先华等同学在他家店里烤火，看着他家墙上贴的十大元师相片，议论着一个个元帅的籍贯和英雄事迹。当我们议论到贺龙元帅时，坐在柜台前唱寡酒的彭师说：“我和贺龙是老乡嘞。”我们几个同学一齐把惊奇的目光投向了他，是信非信。接着，他语出更加惊人：“我当过他的马弁，为他牵过两年马，后来挂花（指负伤）才离开他的。”我们都以为这位平常受人尊重的彭师是在说大话哄小娃娃。刘先华先问他：“贺龙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大官呢，你老人家不要乱说啊。”彭师急了，他说：“贺龙是我的军长，红二军，假了，拉我去杀头！”平常和颜悦色的彭师急得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卷起右脚裤管，小腿上一个拳头般大小伤疤赫然显现，他继续说，“我挂过重彩谁晓得？”急得他脖子上都冒出了几条青筋。这一拍一吼把我们儿个小伙给吓倒了，屋里顿时安静下来。还是刘幺耶出面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说：“这么大的事他敢吹牛呀？刚刚贴出十大元帅的相片时，他就悄悄跟我说过他是贺龙的马夫，他还说要到北京去见贺龙呢。”这么一说，我们儿个同学才信以为真，马上用敬佩的目光看着彭师、说道，“这么说来，您老也是老红军了？不简单咧。”彭师立即破怒为笑：“那是假不得的哩！”

大概两个月之后，寒假尚未结束，有个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又在刘先华家围炉消寒，东西南北地侃天磕地。不一会儿彭师来了，他坐定后，像以往一样要了二两米酒。但他并不急于喝酒，从容不迫地从内衣荷包中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你们几个伢子说我吹牛，看吧，这是贺老总回我的信。他将信封递给刘先华。我们一眼看清，那信封的左下方明明白白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行红字，刘先华从信封中抽出信笺，是一张八行笺，上面是毛笔直书，刘先华念：“彭坤同志，来信收阅，现寄来300元，略补比活之困，有事可向当地政府反映。贺龙，1955年12月30日”我们几个同学争相传阅这封北京来信，又提一问：“彭师，哪个帮你写的信呢？”“你们以为我是大文盲呀，打仗间隙我读过识字班，解放以后我上过夜校。”这信是谁写的，已经太明白不过了。这时，我想起体育老师黄友初讲过的一句话，“当人急起来的时候，可以产生十倍于自已的智慧和力量。”也许是我们几个同学把彭师急出来的力量和智慧吧。

1960年秋天，在我快离开安龙到贵阳读书的时候，我与彭师长谈过一次，才算了解了一个真正的彭师。

彭师原名叫彭大能，后来改名彭坤，生于1908年，祖籍湖南省浏阳县，20岁时在湘鄂边界松滋一带当长工，时遇贺龙在这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他报名参加了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因身强体壮，加之与贺军长又是大老乡，听得懂贺军长的土话，懂得贺军长的生活习惯，因此，很快就调到贺龙的警卫队当马弁兼勤务兵。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在整编中被调到另一支部队，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后掉队，后来随卫生队一路追赶部队，因当时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伤员分散在长征途中的民间，各自谋生。1936年年底彭师来到安龙，一直从事挑夫、抬滑竿等苦力活。1943年以“身份不明罪”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人狱，关了两年，后来查无实处给予释放。1946年刘家水烟榨坊开业，从此他便扎根此间，榨烟为生。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年底，他又以同样的罪名被公安局抓去关了一年，同样是“查无实处”而释放。直到贺龙元帅的这封回信他才得以验明正身，从此堂堂做人，兢兢从业。不知为啥他终身不娶，也从来没有拿着贺龙的回信找过政府任何麻烦。2006年4月4日，我回安龙在小西门老地方见到刘先华和他七十八岁的大姐刘先静，想向他们姐弟俩了解彭师的另一些情况和那封信的去向，以便写点什么。然而，回答却令人遗憾万分：“彭师死了二十年喽，那封信也不知放在哪里。”我们共同发出一声感叹一一太可惜了！（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