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地区，即贵州西南部，今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今下辖六县二市，分别为晴隆县、普安县、安龙县、册亨县、贞丰县、望谟县、兴仁市和兴义市，因该六县二市地跨南北盘江流域，是为今日之“盘江八属”。黔西南州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之处，西与云南省富源、罗平县毗邻，南与广西隆林、田林、乐业三县隔江相望。自古及今，三省居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相互贸易。清代张锳主政兴义府期间，“贞丰之下江册亨产棉花，粤商又多以粤棉来市，故织纴颇多”，而兴义府的“商多江右、楚、闽、粤、蜀之人，吴紬、粤棉、滇铜、蜀盐之类，麇载幅至”。由此可见，清代的兴义府已是一商业交汇之地，其地理之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州境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并有布依、苗、彝、回族等少数民族,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交错杂居,互通往来,和谐共处。清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清军南征云贵。清军兵分三路，以罗讬为宁南大将军率中路军，以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率北路军，以赵布泰为征南大将军率南路军，又以洪承畴为经略，大军一路南下，成势如破竹之势。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击败守卫黔西南地区之南明军队，之后黔西南地区入清朝版图。自此以后，清廷开始对黔西南进行政治上的治理，进行道德的教化。自明清易代以来，明代的卫所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取而代之为新的行政制度，黔西南地区也不例外。明末黔西南地区分属二卫六所一州，分别为普安卫、安南卫、安南所、安隆所、新兴所、新城所、中左所、中右所和普安州，清代的行政单位在明代的卫所基础之上不断进行演变，最终以府州县的设立取代了卫所制度。 顺治四年（1647），孙可望攻陷安南卫、普安州，黔西南之境落入孙可望之手，两年之后，孙可望归附于南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孙可望被封为秦王。顺治九年（1652），永历帝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由孙可望将其从广西迎入黔西南境，入驻安隆所，永历帝改安隆所为安龙府。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南征，攻破黔西南境，改安龙府为安笼所。顺治十六年 （1659），改安南卫五所地为六里地，分别为新化里、淳德里、安仁里、会昌里、兴仁里和兴让里，隶安顺府。顺治十七年（1660），马乃营土目龙吉兆反，并遥结明将李定国、鼠场营长龙吉佐，楼下营长龙吉祥反，总督赵廷臣讨平之，次年析普安州及安南卫地，设普安县，隶安顺府。康熙十年（1671），南笼厅移驻安笼所，厅与所同城而治。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总督范承勋的上疏建议之下，裁安笼所并入南笼厅，裁普安卫并入普安州，三地俱属安顺府。雍正五年（1727）改南笼厅为南笼府，并以普安州、永丰州、普安县、安南县隶南笼。从雍正五年的行政区划变更中，我们可以发现永丰州第一次出现在黔西南的行政体系中，而此前之两县一厅一州则从安顺府的行政体系中脱离出来，再加上一新成立之永丰州组成了一个与安顺府平级之南笼府，这未尝不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所以此处有详论的必要。前文已提及，黔西南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既处边界，难免产生一些土地纠纷问题，雍正五年行政区划变革之源起，即为边界争地之事。黔西南之地与广西以红水江阻隔开来，黔西南位于红水江以北，广西处南。但红水江以北之大片土地属广西之泗城府西隆州，并与普安州、南笼厅之地犬牙交错，两地百姓为争夺土地相互仇杀。据《南笼府志》载：“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九等，历年互争歪染乌舍壩犁鲁磉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掳无休。”由此可见，两地百姓为争地事已闹得不可开交，情况已十分严重，形势也十分严峻，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波涛汹涌之大案，并惊动了相关的各省大员。于是时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广西巡抚李紱及韩良辅等封疆大吏便参与此案之中，共同商议解决两地争地之事。最后，他们给出的结果是：“黔粤两省，以红江为界，江以南属广西，江以北属贵州，使疆界分明更无淆混，即或有争夺案件，事隶一省，亦易於完结。”经过各督抚商议议定，两地之边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于是改原泗城府西隆州江北之地，又拨黔属之十余处屯寨设为永丰州。黔地之面积得到了扩大，也增加了治理的难度，此前南笼厅、普安州、普安县、安南县皆属安顺府，其辖地十分开阔，之前已是鞭长莫及。若再加一永丰州，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南笼府便应运而生，统辖二州二县，此为雍正五年区划变更之简略经过。嘉庆二年(1797),行政区划继续变更，嘉庆帝赐改南笼府为兴义府，改永丰州为贞丰州，并于次年析普安州之地与兴义府亲辖之地设兴义县，县治驻黄草壩，隶兴义府管辖。嘉庆二年之改名设县又为黔西南发展史上一重大事件，此处做简要说明，是为：嘉庆元年（1796），南笼府属之苗民发动起义（即王囊仙起义），起义军包围了府城及永丰、普安、安南、黄草壩诸城，并攻陷了册亨及定头城。时南笼知府曹廷奎、普安州判丁楷、册亨州同都因战乱而死。但署经历金淳坚持守卫府城，除此之外，永丰知州明安泰、安南知县范来泰亦各坚守。六月，威劝公勒保率军解府城之围，次年九月南笼府全境的苗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起义平息之后，清廷为了对坚守之各府州县进行褒奖，嘉庆皇帝命蠲免该地钱粮，并赐名兴义府和贞丰州。嘉庆帝之《赐兴义府名谕》有云：贵州南笼府系由厅改郡，本年春间仲苗滋事以来，府城被围将及半载。昨据勒保奏，攻解围城后，查明城内绅士民人等随同官员守御，昼夜防御不懈，且有捐助薪米、召募乡勇者，已降旨赏给顶戴，蠲免钱粮矣。今思改郡绅士民人等，深明大义，众志成城，被围日久，固守无虞。允宜特赐嘉名，用昭勤励，南笼府著改为兴义府。由此便可认识兴义府名称之由来，乃取“深明大义”之义也。所以嘉庆初年黔西南境之苗民起义最终以设县改名而结束，此事件便告一段落。此后嘉庆十四年（1809)，升普安州为直隶州，以兴义县隶州，从此以后，普安州不再属兴义府。嘉庆十六年(1811）,改普安州为直隶厅,兴义县仍属兴义府。是年,兴义府的建制变为一府一州三县,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行政体系。此后直至清末,黔西南境之行政单位虽有变化,但仍没有脱离原有的建制结构。黔西南地区,从顺治十五年(1658)至清末历经250余年的历史,其建制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卫所制度被府州县取代、隶属关系之变更、所辖区域面积的增减、行政单位的废与设和地名的变化等,其建制沿革的变化体现了其建制体系不断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反映了清廷边疆治理的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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