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1950年的2月初，雨雪纷飞，寒意很重。在贵阳解放后的两个半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另一支劲旅——第四兵团十几万大军，从广西越过荒凉贫脊的十万大山和水流湍急的南盘江，踩过泥泞冰封的山野，如潮涌般进入贵州。

第四兵团的3个军从1949年10月初投入两广战役，连续苦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12月中旬打完广西战役后，正屯兵于南宁一线，准备休整、补充，并分出部分兵力搜剿逃窜进十万大山里、已成为散匪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但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后，遭到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凶狠围攻，形势很危急，连续电告北京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和二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请求速派兵解昆明之围。

早在1949年秋，中共中央军委就决定，解放了江西、广东、广西后，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兵团将进驻云南，戍守这少数民族众多的横断山脉两侧。如今由于卢汉将军的起义，形势发展比预料中快，又因国民党两个军的疯狂反扑，昆明可能遭受蹂躏，第四兵团必须停止休整，提前进人云南。

陈赓司令员一边下令各个军收拢部队，同时于12月14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团以上指挥员的作战会议，决定兵团主力立即分兵两路进入云南。一路由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等指挥从南宁经田阳、百色进人云南的富宁、砚山、插往蒙自、开远，歼灭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

陈赓司令员则亲自率兵团部和十四军、十五军按原定路线从百色、田林过南盘江取道贵州向云南进发。

百色、田林一带是广西有名的十万大山地区，多是喀斯特地貌的高耸巍峨石山，森林稀少，土地贫瘠，再加上李宗仁、白崇禧集团统治广西几十年，设立了民团和保甲制度，地方顽固势力极大；虽然敌军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窜进大山里的股匪、散匪还在不断作乱，鼓动欺骗人民群众与解放军为敌，以致军行所过，宿营、筹措粮草都极为困难，有的地方遭受兵燹匪劫成了无人区，陈赓司令员率兵团部经过这一带时，也不得不在冷雨迷蒙、北风呼啸的夜里靠在吉普车上过夜。

从云南流淌而下的南盘江在广西旧州与贵州八渡之间把两省隔开。如今虽然是干旱的冬季。由于河谷陡峭，仍然是水势急湍。河上原来有一只小轮船和儿只木船摆渡，几个月前敌军溃逃时，把两岸的人家和渡船全都烧毁了，如今只好由兵团的工兵部队用空汽油桶和木板搭起了一座浮桥。附近山头多是森林稀少的峥嵘怪石，没法寻觅作桥板的木材，远道从南宁运来。

兵团部队抵达安龙后，气候更冷，还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把这山城装扮得银装素裹。前边已无大敌，大军本可顺畅前进，位于滇黔边境的罗平是1949年就被“边纵”解放的游击根据地，早就筹足肉食粮草，安排好了宿营地等候迎军。但陈赓司令员却下令停歇于安龙，从2月1日起，在这里驻扎了14天。

这期间，滇南战役已近尾声。敌人听说第四兵团已向云南进军慌忙从昆明向滇南逃蹿。云南境内今后将无大的战斗，而是急需作好政权接管的准备工作，这安龙城里也就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未来云南政权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各行各业的负责人。

安龙这群山围绕的偏僻小县城，曾是古夜郎国的一部分，人民多是布依族。由于地小民穷，过去一向不为外人所关注，但却在历史转折关头几次显示辉煌。明末清初（公元1646至1662年间），南明皇帝朱由榔由广西搬迁这里建立“职都”朱由榔曾偏安4年，县名也由安隆改为安龙府，建有简陋的宫室而热闹过一阵子。如今，这里又成了中国共产党接管云南政权前，各方面力量会师之地。

这农历的岁末年初，虽然战争刚结束，当地人民还处于贫困中，也在尽力做着过春节的准备，春糯米粑粑、寻找肉食……

解放军的几万部队把这座小县城里里外外的街巷民宅挤得满满的，部队在一路风霜雨雪的长途行军后，也想在春节期间改善一下生活。由于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的贬值，当地人民已不信用纸币，又恢复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这里不产盐，又交通不便运不进来，也就特别精贵，一斤盐可换十几斤肉，先到达的部队就用盐换肉吃。这事被陈赓司令员知道了，认为这样会使人民群众吃亏，下命令改为一斤盐巴换一斤肉，当地人民又觉得吃亏的是解放军，坚持要多给儿斤肉。陈赓司令员只好命令部队少吃肉或不吃肉，尽量把肉留给群众自己过好春节，这样，后续部队到达南盘江两岸时，多数是用盐水伴米饭过的春节。

2月5日“安龙会议”正式召开。与会的人员有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副主任胡贵，近几年在云南、贵州、广西领导游击战争的“滇黔边区纵队”司令员庄田、政委林李明、副政委郑伯克，新近被任命为第四兵团政委的宋任穷将军也带着在南京、由地方干部、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将成为云南各级地方政权工作人员的“南下工作团”云南支队的一千余人和警卫部队，经徐州、郑州、武汉、长沙抵达贵阳，在那里熟悉了一段西南情况后，来安龙集中。在第四兵团还没有抵达安龙前，停留于贵阳的宋任穷就和行军途中的陈赓频繁用电报协商，如何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安排云南党政军的人事，进行接管云南的准备工作，据宋任穷将军后来回忆：“我们制定了进人云南接管工作纲要，强调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首先搞好内部会师。在未与卢汉见面进行协议前，四兵团、省委和滇桂黔边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在适当地点会面，统一思想，以取得思想上政策上步调上的完全一致，达到在省委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统一。所谓高度的集中统一，是指一切原则政策必须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上和中央规定的政策上。只有我党内部高度的集中统一才能集中力量做好对卢汉及其部属的统一战线工作，任何各自为政、分散主义，对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都是极其有害的。第二，打通干部思想，在党内进行反复的艰苦的思想教育和说服工作，防止左的思想情绪，由于部分干部对卢汉的仇恨很深，对卢汉及其部属的团结改造工作容易发生情绪上的对抗和左的思想，对此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必须指出，卢汉在云南曾镇压革命运动，杀害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但他毅然率部起义，归降人民，并对以前的罪过有所检讨，应当欢迎。对卢汉讲统一战线，积极地团结他及其部属，并改造其成为我之干部，这完全是从整个人民利益，也是从云南人民利益出发的。必须将团结党内、团结群众、团结改造卢汉三者结合起来。同时，与卢汉的团结绝非一味迁就，原则问题必须进行适当的和必要的斗争。第三、接管的步骤是：在未与卢汉协议前，一切均不接管，也不插手，如卢汉要求接管，均婉辞谢绝；在与卢汉正式协议并经中央批准后，才正式接管。在接管中首先必须进行我党政策的宣传，启发旧人员的思想觉悟，使其逐渐靠拢我们，切总把他们摆在一边既不教育又不难予工作；对旧政府旧军队人员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除个别极反动分子以外，均予留用。第四，所有干部要发扬高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如到昆明后准备住最坏的住房和挤着住，这是影响群众和团结改造旧人员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安龙会议开始的当天（2月5日），陈赓司令员收到卢汉将军派专人送来、写于1月30日的一封信，内称：“陈赓将军：我在几十年与共产党的对立中，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洪流，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这是社会之趋势，历史之定律，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正如此，共产党的事业，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也必定会蒸蒸日上。吾及全体起义官兵，自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约法八章及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宣布之四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等候将军到来，建设人民的城市。卢汉1950年1月30日。”

陈赓看了来信，又给兵团的几位领导人传阅，感到既是卢汉对部队进云南表示欢迎，也在试探即将接管云阐的解放军领导人，今后对他的态度如何？

这一路上，陈赓司令员都在思考如何团结已经起义了的卢汉及其部属，消除他们的怀疑顾虑，化消极为积枚力量。他决定亲笔写信回复卢汉：卢汉将军：来信收阅。悉知你此时的心境，亦为你的报国之心而钦佩。革命是历史的产物，胜利是革命的结果。你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为人民立下新功，使人民少蒙受了灾难，人民将永远感激你，铭记你的功德。你根据毛朱的“约法八章”和刘邓的“四项办法”，暂组军政委员会，维护地方秩序，恢复生产，繁荣市场的做法，是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的，我们非常支持。卢将军，你不必有任何顾虑，共产党对你是信任的，是会给你权力与我们一道建设新中国的。全国解放后，战争已成过去，而我们又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美好的家园吧！

陈赓1950年2月5日

信既坦率又很真诚，这是大将风度的陈赓一贯豁达个性。

兵团部的一些师团干部见陈赓司令员亲自提笔给卢汉回信，都颇惊讶，在他们看来，让秘书或宣传部门代为起草就行了，何必如此看重这一信函来往？司令部的一个团职干部还说：给个老国民党写信，何必这样认真？随便写几笔就行了……

陈赓很认真地说：越是对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越应该认真。这是党的政策。

安龙会议是在旧县参议院那低矮的平房里举行的，室内设备简陋，一盆炭火，儿杯清茶。将军们都一律身着阜绿色棉军衣（只有“边纵”的将领是土蓝布棉袄），感情融冶，洋溢着在会师、大团结的亲切气氛。

陈赓司令员主持了这次会议。虽然会前大家已见了面，“边纵”司令员庄田、政委林李明还曾千里迎军。从滇南赶往广西南宁向陈赓司令员汇报情况。但陈赓还是在会议开始前先介绍了新近被任命为兵团政治委员的宋任穷，然后逐一介绍了其他人，接着由宋任穷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南局有关进军并接管云南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由宋任穷担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周保中、林李明、郑伯克、刘林元、郭天民、庄田等人为省委委员。

这领导云南党政军工作的核心，包括了来自野战军、“边纵”游击队，以及久在云南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其中云南籍的老同志，除了周保中将军外，刘林元是1927年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曾长时间在滇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8年才去廷安。这次也是从东北回来。

云南省委成立后，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和“边纵”也将在部队进入昆明后，正式宣布结束，分别并入省委和第四兵团。

“安龙会议”还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局指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由陈赓任军管会主任，周保中为副主任。军管会的委员中，除了郭天民、郑伯克外，还有随卢汉起义的原云南省民政厅长安恩溥、1946年在东北海城率部起义的国民党滇军一八四师帅长，后任人民解放军军长的潘朔端（他这次还将担任昆明市市长）、第十五军政委谷景生，以及随卢汉起义的参谋长谢崇文、原昆明市市长曾恕怀、第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包纳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

军管会下辖的军事、政务、财经、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公安等七个接管部门的正副部长也分别派定，只待进昆明后正式宣布。

会议还决定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由郭天民任司令员，谷景生任政治委员，朱家璧和第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任副司令员。

卢汉起义后暂时成立的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将随着接管工作的开始，自行结束，党中央和西南局已决定云南军政委员会，由卢汉任主席，宋任穷、周保中任副主席。

宋任穷是位成熟的政治家，为了把这次在安龙的内部会师做好，他在1月11日就提前从贵阳驱车远行，在云贵交界的盘县与时任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兼“边纵”副政委的郑伯克见面，传达了党中央和西南局对今后云南工作的指示，细致了解“边纵”和云南地下党这几年的斗争情况，还一起研究了卢汉起义后的动态，进人云南后，怎么团结卢汉及其部属。他欣赏郑伯克对云南情况的熟悉和才干，在他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由郑伯克担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他向宋任穷详细介绍了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情况，以及卢汉起义前后的动向，也对这次内部会师的即将开展的合编充满信心。

事前有了这些准备，这次安龙内部会师的各方面领导人，虽然多数是第一次见面或长久没见面了，但感情融治，会议也开得成功。他们都表示，要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认为没有我党我军的大团结，就不可能有各方面工作的胜利，一定要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

这近半个月，把进人云南的接管工作部署停当后，部队才在2月14日浩浩荡荡地离开安龙，经兴义进人“边纵”创建的根据地罗平，当地人民早就作好了迎接大军的准备。

时过50年，西南地区的建设已日新月异，偏僻的小县安龙也是变化极大。朴实的老一代安龙人当然还会记得几十万大军过境的雄伟阵势，当时他们只看见满城驻着一色草绿色布军装的军人，还以为是这支部队长途征战后，在这里暂时歇马，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却没有想到事关云南解放后的许多重要大政方针及接管事宜，却是在这里商定。

1950年春的安龙，在历史上也就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