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年浩刼”后，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百业逐步恢复，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领域一项优良传统，源远流长，绵延二千余年，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开展。1980年，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同年由老领导秦天真牵头，聘请陈福桐、杨祖恺等一批老先生，成立贵州省修志筹备组，指导全省修志工作。是年秋，陈福桐先生来安龙，先生于文革期间下放安龙龙山乡下劳动，得淳朴乡民照顾，对安龙颇有好感。他向县领导介绍地方志为何物，有什么功用，目前全国和全省修志形势，并申明安龙是产生优秀志书《兴义府志》的地方，希望这一传统能发扬光大，为全省作出表率。县里随即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由县委办公室代管日常工作，抽调县委办秘书龙尚学与县档案馆馆长房健共同开展基础建设工作。

1975年，为了照顾家庭，我由贵阳调到兴义，之后又调回故乡安龙工作。多年来，我一直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八十年代初，《贵州日报》副刊在头条位置相继利登了我的散文《珍珠泉》、《明月盘江渡》，且配以插图。那时，报刊极少，又无电视、手机，信息来源主要靠报纸、广播电台，各机关单位都订有一张省报，每天必读。因此，能在省报上发条消息或通讯稿就很是殊荣，何况能在上面登载几千字的文章，自然引起关注。那时，我在蔬菜公司工作，受领导委派在贵阳参加系统内的厂长、经理培训班，回来后将去酱菜厂当厂长。

从事县志筹备工作的两人，龙尚学毕业于贵大中文系，是文革前进校的大学生，文字功底扎实。房健是档案馆馆长，热心档案工作，馆内新招进几名年轻人，他要带着他们熟悉业务。因此，县志专职人员实际只有龙尚学一人。鉴于此，县委办正在多方搜罗人参予修志工作。经档案馆副馆长傅选举的举荐，经过面试、查验著作、命题作文等一系列考核，县委办决定调我参加县志编修工作。我自少年时代起，受家中长辈熏陶，于文史甚是钟爱。文革动乱时期，我在工厂当钳工兼办大批判专栏，因特殊机缘，管埋着单位封存的图书，竟得以阅读大量文史类书籍，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和缘分吧！

我和龙尚学成了撘挡，这一合作就是十多年。我们着手搜采资料，草拟编写纲目，房健也安排馆里的年轻同志参与摘抄档案资料。1982年10月，省志编写筹备组决定在安龙举办地方志训练班，作为全省培训专业人员的第一次尝试。参加培训班的有本县各单位抽调来将参予部门志编写的人员，还有兴义、惠水、平塘、罗甸、三都和广西隆林等县志办人员，队伍最庞大的要数兴义县，一共来了11人。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全国各地都才开始起步，没有出成果，缺少实践经验，聘请的专家学者也只讲授修志理论和一些文史基础知识。比较起来，我县的修志工作当时已走在全省前列，无论理论或实践都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究其原因，因为我们有一部《兴义府志》可供学习参照，再吸收一些新的方志理论，避免了走弯路。而一些县来参加学习的人员，许多尚不知方志为何物。我们三人分别给学员们讲授一些实际操作方法。

黔西南州各县修志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后，查阅历史资料均离不开《兴义府志》。这部志书体例精当、内容详赡、文辞雅驯，因而备受学界推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列入清代优良名志。由于诸多原因，此志存世甚少，我们在搜采资料过程中得知，贵州省仅存两部：一部藏安龙县档案馆，另一部藏省图书馆。据房健说，安龙这部是土改运动时从某大户人家抄来的；省里那部残缺不全。当时，沉寂多年的学术界空前活跃，不仅方志界，其他做学问、搞研究者甚多，前来借阅、抄录府志资料者大增。那时候，复印机还属稀罕物件，整个县里没有一台，摘录资料全凭手抄，根本不能满足外界需求。鉴于此，房健提议刻印几部，一是可供多人查阅利用；二是利于保护原书，避免损坏，这部道光《兴义府志》与一部《全唐文》可是安龙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房健的建议得到县领导支持，县委办当即下文调杨正坤老师来馆里协助工作。杨老师原是城区三小的教导主任，是圈子里公认的刻蜡版高手，一手仿宋字干净规范。他到馆里来后，马不停蹄立即展开工作，整天伏在桌上刻蜡版。档案馆办公地点原在老城内广东街，一楼一底七、八间房屋，楼下做库房，楼上办公。房子建于民国年间，土改时从刘姓地主家没收而来，砖木结构，光线暗淡。那时县里电力供应不足，功率小，电灯如萤火，停电更是常事，我们的办公桌上都备有一盏煤油灯，即使是大白天，只要是阴天便需要点灯阅卷、写作。杨老师刻蜡版则更是辛苦，既要使字形恭楷端正，不出错漏；又要尽量加快速度。越是想快越是扯筋，只要错漏一个字，整张蜡纸就报废。尤其恼人的是书中那些如蚂蚁一般的夹注小字，使顶尖高手的杨老师也头疼不已。我们几个也暗自担心，《兴义府志》估量有一百多万字，这要刻到何年何月？

一天，县委办秘书科长陈俊彦兴冲冲走进档案馆来，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去上海出差，看到一种叫光电誊影机的设备，能够代替人工刻蜡版，几分钟就刻好一张，并且原版原样，倘能使用，质量、进度都可以得到保证。大家都很兴奋，经汇报后，县委办刘昌厚主任也支持购买。不久，光电誊影机和采购的皮绵纸都运回馆里，仍然由杨老师操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正式开始复制。机器开动每天都要印出一堆书页， ，杨老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只好放下手里工作帮忙装订。这时，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府志总计有74卷，分装成34册，线装，我们按照原版原样装订，印书的白绵纸既柔又薄，需要一张张折叠整齐，为了固定需用浆糊粘连。哪知几天以后，浆糊变硬，凸起一塊，且颜色发红，犹如人脚上长出的鸡眼，书页也被拉扯走形，不能装订，工作又再次停下来。

大家都在想办法，我也在冥思苦索，脑中一一闪现过去曾经操弄过的那些机械设备，灵光一闪，即刻有了主意。我找到儿时玩伴王文初，他早些年做过木工，后来搞建筑施工，自学绘图、设计，心灵手巧。在他家里，我们边商量边动手，用木板制作成一个装订器具。第二天拿到馆里一试，书页装订既快又整齐，很好用，于是照此定制几个，又抽调几名档案馆工作人员专司其职，使复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兴义府志》的复制历时一年，自1982年7月至翌年7月，共印出260余部。书印出来后由我负责发行。于是，向全国各省市图书馆丶各大学图书馆，以及各省社科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寄发证订单，虽然价格不低，但经我手仍售出100多部。此后，由于忙于县志编修工作，售书之事移交馆里，不再过问。

二十多年后的1990年，县史志办主任桑维新在县领导黄朝文等人的支持下，由我和龙尚学协调并参予，聘请省中几名文史界资深专家学者对《兴义府志》进行校注，按現行标准正式印刷出版，使这部贯注无数人心血的优良志书能够为更多人利用，更大范围发挥它的功用。